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,同時也是“七七事變”爆發77周年。甲午戰爭以清政府屈辱慘敗、日本強占臺灣獲得巨額賠款而告終;“七七事變”以中國完勝,日本戰敗放下屠刀簽署投降書而告終。
  在這兩場戰爭中,日本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傷害和慘重損失。然而,安倍等日本一批政客卻矢口否認侵略歷史罪責,而且還明目張膽地將中國視為“最危險的假想敵”,在國際上鼓噪“中國威脅論”和“中國危險論”,大談“共同價值觀外交”,推銷其“積極和平主義”,西方一些媒體甚至將中日矛盾視為“最具破壞性的潛在衝突”。安倍政府對華政策,處處設絆,招招瘋狠。
  在日本國內,甚至在中國,有些人認為處理中日關係時,不要打“歷史牌”。我認為,“歷史牌”必須“常打不懈”,而且要換著法子打。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安倍政策的歷史淵源。
  一是“惡鄰論”與“中國威脅論”。甲午戰後,中國對日本的認識由“蕞爾小邦”變為與“西洋”併列的“東洋”,日本也將中國變為“惡鄰”、“支那”。相互間稱謂的變化,反映了各自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。
  現在日本在國際上鼓噪“中國危險論”與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澤諭吉的“惡鄰論”有相似之處。為了打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華夷體系,福澤將中國、朝鮮稱為“惡鄰”。他認為對待“惡友”要用武力征伐。現在,日本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威脅,甚至認為是危險。日本自絕於中國發展的契機,調整對華政策,破壞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石,造成兩國關係自恢復邦交以來達到最低點,甚至是危險點。這說明日本仍然沒有擺脫陳舊的對華戰略思想,仍然以中國為對手,甚至為敵。
  二是“脫亞論”與”共同價值觀外交”。安倍二度執政後大談所謂的“共同價值觀外交”怪論。實際上,日本是自作多情,各國外交政策都是為了維護本國利益,尤其是核心利益。按照安倍的論調,歐美國家與日本有著共同的價值觀,都應與中國對著乾。實際情況卻不能如其所願。安倍的“共同價值觀外交”是剃頭挑子一頭熱,只能騙騙人罷了。安倍的這套外交理論,沒什麼創新,是新瓶裝舊藥,承襲了軍國主義時期的“脫亞論”。
  “脫亞論”的鼻祖是福澤諭吉。1885年他發表著名的《脫亞論》一文,鼓吹日本應脫離“落後的亞洲”,以西方文明的姿態加入歐美列強之列。從結果上看,日本當時的“脫亞”就是“禍亞”。
  三是“和平觀”與“積極和平主義”。安倍在國際上還積極推銷“積極和平主義”,這種“積極和平主義”實際上與日本戰後所走的和平之路截然相反。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雖然是美國強加的,但日本卻得益於這一和平道路,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,日本加大對外援助力度,其中包括中國。日本的國際形象大幅度提升,至今日本仍然享受這一和平紅利。
  然而,安倍打著“積極和平主義”旗號,行反和平的伎倆,假借“中國威脅論”,改變武器出口三原則,企圖解禁集體自衛權,強行修改日本歷史觀。安倍這一做法是在掏空日本和平憲法的基本原則,無異於國家的根基被摧毀。
  安倍之所以能膽大妄為,是因為日本社會存在這樣一些認識:第一,對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罪責,很多戰後出生的人認為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,歷史的包袱不應由他們永久背下去。第二,當年日本不是敗於中國的長期抗戰,而是敗於美國。第三,更不服當今經濟總量被中國趕超。這些想法在當今的日本社會有很深厚的基礎,為安倍否認、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提供了廣闊的土壤。這些觀點無視歷史和現實,存在著極大的危險性。針對於此,在歷史認識問題上,我們必須打“歷史牌”,要做到時時打,天天打,年年打,只有打到日本徹底承認侵略戰爭罪責和真誠道歉為止,否則中日關係不可能沿著正常軌道發展下去。
  中國必須堅持發展,只要發展到綜合國力讓日本徹底服氣的那一天,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。
  作者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)
(編輯:SN17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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